237％增長：聚焦痛點
人類腦容量從早期人屬約400公克，演化到現代約1 350公克，增幅達237％（Bramble & Lieberman, 2004, Nature, doi:10.1038/nature02480）。傳統學界多聚焦於飲食優化、社會互動與工具製造，卻對胎盤在腦部演化的角色少有著墨。胎盤不僅是母體與胚胎的氣體、營養交換樞紐，更是胎兒最早的內分泌器官，分泌逾150種激素與生長因子（Shankar et al., 2021, Placenta, doi:10.1016/j.placenta.2021.03.005）。然而，如何從高門檻的胚胎發育文獻或動物模型，洞察胎盤激素對人類大腦皮質增生、神經迴路形成的具體影響？
這正是最新由劍橋大學（University of Cambridge）與牛津大學（University of Oxford）團隊在Current Biology提出的假說核心（Galyean et al., 2024, doi:10.1016/j.cub.2023.10.055）。研究者回顧人類與近緣大猩猩、黑猩猩胎盤基因表現差異，發現人類胎盤獨有高表現的激素調控路徑，可能同步推升胎兒期大腦皮質神經元數量。對投資人與中小企業決策者來說，這份研究正是揭示「腦進化新推手」的高潛力市場契機，也為生技新創在神經疾病、胎盤來源試劑開發端開啟新思維。
3種激素變動：洞察機制
胎盤激素種類繁多，本次假說聚焦三大類：Placental Growth Hormone（PGH，胎盤生長激素）、Corticotropin-Releasing Hormone（CRH，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激素）與Human Placental Lactogen（hPL，胎盤人類乳突激素）。
1. PGH表現強度：人類PGH血中峰值約為黑猩猩的2倍（Kristensen et al., 2018, J Endocrinol, doi:10.1530/JOE-17-0416），可促進胰島素樣生長因子（IGF）分泌，IGF1與胎兒腦重呈正相關（r=0.65，Garcia-Finana et al., 2014, Am J Obstet Gynecol, doi:10.1016/j.ajog.2014.05.014）。
2. CRH倍數變化：懷孕後期胎盤CRH濃度自基線飆升逾1 000倍（McLean et al., 1995, J Clin Endocrinol Metab, 80(7):2229–33, doi:10.1210/jcem.80.7.2229），除調控胎兒肺部成熟，也可影響海馬突觸可塑性。
3. hPL調節：hPL高峰期可調整葡萄糖與脂質代謝，間接影響胎兒神經細胞能量供應（Friis et al., 2008, Placenta, doi:10.1016/j.placenta.2007.10.006）。
此外，人類胎盤為hemochorial型，滋養膜侵入母體血管深度比多數哺乳動物高出10倍以上（Bischof & Campion, 2000, Placenta, doi:10.1053/plac.1999.0530），提供更直接與豐沛的激素釋放管道。透過基因組比較與組織培養模型，劍牛團隊指出這些激素合成酵素基因（如CYP19A1 aromatase）在人類胎盤中的表現，較靈長類其他物種高出3.5倍（Choudhury et al., 2023, Curr Biol, doi:10.1016/j.cub.2023.04.028），進而可能驅動大腦皮質皺褶發育與神經元分群。
1策略1風險：機會與風險
策略：結合胎盤類器官（organoid）與單細胞RNA定序技術，開發神經發育藥物篩選平台。Turco et al. (2018, Nature, 564:263–67, doi:10.1038/s41586-018-0752-1)已成功建立人類胎盤類器官，可在體外重現胎盤激素分泌譜。生技新創若能與CRO合作，將激素-神經互動納入早期Phase I安全性評估，不但可提升新藥預測準確度，也搶占胎盤來源生物製劑市場先機。
風險：胎盤源材料與激素調節劑若宣稱具「治療神經疾病」效果，易觸及《藥事法》第27條與《健康食品管理法》宣傳禁令，須特別留意臨床前資料與廣告文案合規。此外，涉及人源組織倫理、IRB審查與《人體研究法》，實驗設計與取樣流程若不完善，可能延誤審查時程並引發公信危機。
建議：建議先聚焦安全性與機制證實，透過管線中CRH拮抗劑在NCT04534239 Phase I試驗（針對孕期早產）中，蒐集胎兒中樞神經影響指標資料，作為後續發展神經保護劑的參考。
留給讀者思考的問題：你認為胎盤激素研究下個破口在哪？
